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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相繼立法 中國進入垃圾分類強制時代

  如今,家住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街道雅寶公寓的王阿姨養成了一個新習慣:每天早上出門遛彎,她都會提著一個綠桶,桶里裝著前一天家里產生的廚余垃圾。到小區門口,她把桶放在一個淺綠色架子上,上面已經整齊擺放著十幾個鄰居帶下樓的綠桶。

  不一會兒,負責收運垃圾的工作人員開著三輪車來了,通過機器掃描桶上安裝的智能積分卡,王阿姨投放廚余垃圾的次數被換算為積分,實時上傳到垃圾排放登記系統里。積分到一定數量后,王阿姨可領取相應獎勵。廚余垃圾則被送到處理站,由專門環衛車輛運走。負責該項目的某環保公司項目經理邢智磊說:“現在雅寶公寓近一半居民會將廚余垃圾放到綠桶里,大家都覺得這個辦法好。我們準備積極推廣。”

  6月初,習近平總書記對垃圾分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培養垃圾分類的好習慣,全社會人人動手,一起來為改善生活環境作努力,一起來為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只有積累更多好模式、好試點,才能引領更多人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形成新時尚。為此,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進行修法或立法,通過督促引導,強化全流程分類、嚴格執法監管,讓更多人行動起來。有專家將這形容為垃圾分類進入“強制時代”。

  那么,從本世紀初勸導分類到如今強制分類,超大城市新一輪生活垃圾分類將迎來什么變革?此前存在的怪圈又該如何破解?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上廣等地的環境專家。

  對不分類投放垃圾說“不”

  再過一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將正式開始實施。這個條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標志性意義:在進行20多年倡導工作后,上海率先將垃圾分類納入法治框架。

  通過立法,上海市明確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和干垃圾4種生活垃圾分類標準,旅店、餐館不得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確對生活垃圾全流程進行分類,確立分類投放管理責任人制度和相應法律責任等。比如,個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罰款200元;單位混裝混運,最高可罰5萬元。

  “此次立法的意義在于,將以往的環保志愿行動轉變為每個市民應盡的法律義務。”上海社會科學院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新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以前在前端分類、后端處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過各環節銜接有待提高。

  不止是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紛紛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隊伍中來。

  在5月底召開的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環保委員會建議,盡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依法推行垃圾強制分類,對違反垃圾分類規定行為設定相應罰則;杜絕混裝混運現象,明確“不分類、不收運”的倒逼機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早在2012年3月就開始施行。不過根據相關調查,對條例具體內容有了解的北京市民占比不足兩成。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吳向陽對記者表示,此次修法意味著垃圾分類治理機制將出現重大變化。他認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很重要一個原因是以前主要靠宣傳倡導,缺乏強制力。此次修法將讓不分類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約束、遭受損失,將極大提升人們垃圾分類的動力。

  根據報道,北京市此次強制垃圾分類對象是學校、醫院等公共機構以及商業辦公樓宇、旅游景區、酒店等經營性場所,還沒有涉及居民。不過在吳向陽看來,“未來趨勢就是全覆蓋”。

  在深圳,《深圳經濟特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規定(草案)》已完成向社會征求意見,立法工作正在緊鑼密鼓進行。其中,樓層撤桶、個人未分類投放生活垃圾罰款提高了10倍等規定,引發熱議。

  在廣州,《廣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于去年7月1日起實施,常態化執法檢查成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個廣州市民因不分類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執法部門罰款200元,成為廣州第一個因觸犯該條例而被處罰的個人。

  “相對于罰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類各鏈條。”廣東省社科院環境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對記者表示,應該通過建立完善機制,讓居民盡快了解如何進行垃圾分類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進步明顯

  超大城市開展生活垃圾分類歷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開始在8個城市進行的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工作。8個城市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均在列。近20年過去,如今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進步明顯。

  更多的廚余垃圾被分出來了。在超大城市,廚余垃圾通常占到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產生的廚余垃圾高達5000多噸,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達44%。對廚余垃圾進行分離處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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